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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怀师恩校园故事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不但在大处塑造一个时代的学风，而且也常常在小处替一个青年人安排好一生的路程。已故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字孟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教育家。
傅孟真先生于1949年1月接任台大校长，至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猝逝于“台湾省议会”议场，前后主持台大校务尚不足两年。在短短的两年中，他为台大树立优良的学风，也为台湾的学术研究立下坚实的根基。作为台大的一分子，作为台湾学术研究圈的一个成员，我和其他人一样对傅先生怀有无限敬仰之意。可是，就我个人求学的历程来说，我对傅先生怀有终生无尽的感激之情。
我是1948年9月考取台大历史系的。当时傅先生尚未出任台大校长，学校也因时局及屡次更换校长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况下。当傅先生莅任数个月后，一切校务都很快地走上正轨。傅先生不但在短期间内稳定了整个学校的行政，而且“带”来大批在国内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学者。傅先生自己是学历史的，同时也是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因此随他南下的学者，有很多是史学家，更有不少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如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诸先生也都来到台大。当我在历史系读完一年级进入二年级时，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不但能接触到史学大家，并且可以直接聆教于从前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大名的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我在接受他们教诲之余，已深深地为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住了。此时，在傅先生的策划下，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也自历史系分出，所以当我读完历史系二年级时，我就决定转系去读考古学与人类学了。
当我正兴高采烈准备办理转系之时，一件大难事出现了。考古人类系是在傅先生来后半年，也就是1949年秋天才成立的。到1950年秋季我读完史学系二年级要升三年级时，该系只有二年级，所以不能收我为三年级学生。假如我一定要转系，就得降一班就读，也就是“降转”。当时，我兴趣很浓，而且追随名师之心甚切，并不在乎多读一次二年级。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我是否愿意降一级，而是因为一旦降了就不能保留我赖以就学的“奖学金”。在1951年以前，考取台大的学生成绩在每班前百分之五者，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我在入学时很幸运地得到这份奖学金，奖学金不仅是荣誉，而且是我求学的保障。当时我家里经济支援中断，没了奖学金，就不能再读下去。可是，奖学金顾名思义只奖给成绩好的学生，如何能奖给“降级”的学生呢?虽然我当时进退两难，可心里很不服气：虽说我是“降班”的学生，可并非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学校没有“三年级”可读才“屈就”的。我以此与教务处的人争辩，但他们总无法通融，即使是当时的教务长，也就是傅先生逝世后继任台大校长的钱思亮先生也爱莫能助。不过，他告诉我，这种有关规则的事假如要改变，恐怕要校长批准才行，他要我写一张说明去见校长。
傅校长是一个喜欢与学生接触的校长，他来校后没多久，我们已见过他好几面，特别是史学系的学生，更有机会碰到他。单独去见他，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来说，确实有点胆怯，不过，为了坚持自己的兴趣，我终于硬着头皮去见傅先生。他读了我的报告，没有立刻表示可否，先问了我三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转考古人类学系?我说明了我的兴趣与想法后，他点头表示满意。在我稍嫌冗长地做说明时，他一面燃着烟头，呼呼地抽烟，一面认真聆听，现在想来，以他那样繁忙的工作，肯耐心听一个初入门的学生诉说志愿，实在是不多见的。接着，他又问我知不知道读人类学的人经常要去做田野工作，那是很苦而且要离家很长久的，估量过自己能忍受得了吗?我回答说我相信自己能忍受。他又问我是否知道读这一“冷门”专业，将来只有教书或研究的路，那是不能赚钱的。我回答说我来自教书的家庭，我对教书或研究有兴趣。傅先生听完我的回答，没有再说别的，立刻在我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于是，我满怀欣喜地离开校长室去办手续了。
现在想起这段往事，虽已事隔多年，我仍历历在目，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我一生的前程。当时若不是有一位这样开明的校长，我可能就要被迫放弃转读人类学的企图，而以后的发展，也很可能大有不同了。所以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总是对这位良师怀念不已，所幸我并没有太过辜负傅先生帮助我转读人类学的苦心，如今我仍留在人类学研究的领域里，也继续留在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担任教职，同时也特别对那些真正有心要转读人类学、考古学的人给予帮助与关切。现在考古人类学系在学的学生中，有三、四位转学来的同学能体会出我的这番心意。我想傅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会同意我把他施于我身上的“恩”，再转之于新生一代身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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